“最近公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是一份很宝贵的文件。这一决议表明，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严重教训，对一部分最关心实际要求和最遵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决不是毫无影响的。决议所阐述的新策略力求把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引上以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我说‘新策略’，这并不十分确切，因为这一策略在很多方面都恢复了原来的原则，即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在建党时所制定的，此后，即在俄国革命刚开始时，又为几乎是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致公认的党的理论家和政论家多次发挥过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被遗忘了。革命的旋风把我们的整个社会民主党象一片鸿毛那样刮了起来，并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打旋；于是经过25年苦心孤诣地研究出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和思想，就象一层薄薄的浮土一样，一下子都消失了；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基石本身从根本上动摇了，甚至整个被挖掉了。 　　但是，旋风在原地盘旋，在原地平息了，而社会民主党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出发点。关于旋风的威力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就象帕尔乌斯自己所承认的，旋风甚至把他也卷起来了；凡是了解帕尔乌斯，知道发动他是多么困难的人，都会明白这说明了什么……帕尔乌斯在他的著名的小册子里说：‘革命的洪流卷着我们身不由已地朝前猛冲。’他在这本小册子的另一个地方指出：‘我们不过是革命的风暴所弹奏的竖琴上的琴弦。’这一句话也十分正确地、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音乐不大象贝多芬、巴赫或马克思的交响乐。当基本力量的自发势力以排山倒海之势登上舞台的时候，一切理论、原则、甚至思想本身和普通的理智都退到次要地位，差不多完全隐蔽在幕后了。 　　但是，现在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又来临了，又可以恢复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了。显然，这时首要的任务应当是采取措施来防止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即‘狂飙突进时期’的重演，即防止革命洪流和暴风雨的破坏作用。在这一方面唯一的有效办法只能是扩大和加强组织；因此，‘孟什维克’派把这一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并且对这一任务作了广泛的说明是十分自然的，这一派把经济组织也列入了自己的纲领，并且承认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这个决议既没有以浪漫主义的态度藐视‘合法性’，也没有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鄙薄‘经济学’。 　　在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决议也同样表现了十分清醒的看法，认为必须互相支持，承认无产阶级单独同武装的反动派进行决一胜负的较量是危险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决议对待武装起义问题的态度，认为‘当无产阶级在武装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情况下’，必须‘避免一切可以导致无产阶级同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的行为’。 　　只有这样，才不致使俄国重蹈1848年巴黎六月事件的覆辙，才可能有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步调一致的，甚至是联合起来的斗争，否则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据马克思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任何先进的革命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在俄国革命中的意义也不会小些。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使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自己公开的同盟者，那也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它推到对立的阵营中去，推到反动派、反革命方面去。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不应当而且没有权利这样做，为了解放事业，为了社会民主党本身，必须采取一切办法避免这样做。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反对武装起义，那就不可能而且不应当谈论武装起义。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即使这时资产阶级完全处在只有它才有的萎靡、软弱、怯懦这些特性支配之下，也必须考虑到这种事实；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 　　‘In der Gewalt sind sie uns stets über！’——他们，即反动派，‘在暴力方面始终是超过我们的！’ 　　断言‘始终’也许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现在’，李卜克内西以及同他一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见无论如何不是怯懦的人甚至仅仅‘萎靡不振的人’的意见……‘孟什维克’的决议显然是抱着这样的观点，或者至少是接近这样的观点；决议在其他方面也同样贯穿了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构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并且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 　　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会不会赞同‘孟什维克’的这个决议呢？我国革命运动有许多东西取决于这一点，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更多的东西取决于这一点，也许这个运动的许多年的命运也要取决于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也象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当它深入到民主群众中去的时候，才能生根，才能巩固。如果它只耕耘民主派的上层，虽然是土壤最肥沃的上层，那么新的风暴也会轻而易举地把它从俄国土地上连根拔掉，就象1848年法国社会民主党或者40年代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即著名的‘宪章运动’的遭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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